關于會昌時期的廉政建設，舉措值得稱贊的尚有以下事，會昌元年（841年）十一月，御史臺奏請調整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喪葬事，以為官員大辦喪事，難免借機變相受賄行賄，墮敗政風，對此進行限制，無疑有助于政風的廉潔。唐代官俸不高，許多官吏的薪俸收入，尚不能養家糊口，還有許多地方薪俸發放不及時，這樣就難免心生他念，轉而刻剝于民以自奉。另外唐人重內輕外，多個愿到外地為官，特別是不愿到邊鄙之鄉或氣候等條件惡劣之地任職，結果造成了京師及一些繁華之地官吏冗多，而有些地方則缺官少吏。

為解決這個問題，開成五年（840年）三月，李炎即位不久，就下制調整百官俸料。李德裕入相后，這項工作就具體展開了。會昌元年（841年），中書門下上奏：“河東、隴右、鄜坊、邠州等離的較遠，給他們多加俸祿。自后聽訪聞戶部所給零碎俸祿，也不及時，觀察使私吞部分，都用到別處，加了俸祿，卻給不了遠方的官吏。臣等商議，希望今日以后，命令戶部以實物仍及時支遣，每個地方都派觀察判官專判這項工作，按月分放，不能用在別處，如果有違規，觀察判官會被遠貶。”保證官員的薪水及其按時發放，乃是穩定官吏隊伍至關重要的環節，特別是偏僻之地，這個問題解決的好壞，直接關系到官員能否安心于本職工作。會昌時期嚴格薪俸發放的管理，就是試圖從最基本的問題入手，來加強官僚隊伍的建設。

又據史載，李炎君相面臨這樣一個問題，“赴京趕考的的官人都有債務，上任是才還債，以至于他們貪贓，罔不如此。……債務的積累，古時便亦是這樣，和現在的也都差不多”。單靠嚴刑峻法，是不能完全解決的。既然貪污的產生與俸祿的產生有密切的聯系，那么就必須從他們的實情出發解決其實際的困難，如為解決官吏的京債問題，會昌時增加了他們的薪俸，同時國家借款給他們以償債，“月選官允許借錢，可加給兩月俸料，待遇優厚”，給官吏養廉銀以促使其奉公守法，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贓枉法問題，但一定有其積極的作用，歷史上有許多王朝都曾采用過給養廉銀以杜絕貪污這個辦法，也可以說明這一點。會昌年間的吏治建設，雖然沒能最終扼制唐朝漸近衰落的趨勢，但會昌朝局在整個中后期，還算相對景氣的一個時期，其間所以能取得對回鶻戰爭的勝利，并平定了澤潞鎮，與此都不無關系。王士禛謂“武宗的時期，幾乎恢復開元、元和的盛世”，雖稍嫌溢美，但會昌朝政確有可取之處，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頓與建設方面，則斷然無疑。